在武汉深夜的路边摊,给灵魂加一把孜然。

某种意义上,在武汉,路边摊算一种“可以吃的路牌”。

约在南京路碰头,不说“南京路”,而是“我们热卤摊子那碰头”。那是南京路和鄱阳街的十字路口,从93年起就有人在那摆摊。坐标精准唯一,彼此心照不宣。

但某种意义上,路边摊又是城市里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城市漂流的部分,却从来不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某一个板块。

当气温从白天的40度,被晚风吹到32度,约了朋友“热卤摊子见”。不干不净的食材佐料在嘴里回荡,冒着回去拉肚子的风险去赌上一把香味。

路边摊是魅惑的。

老何右手拿着铁夹,摆弄着锅里的猪尾、猪蹄,时不时打开旁边的锅盖,看看正在煎的锅贴饺子,拿起钻了眼的雪碧瓶,往里喷点水,“呲”的一声,香气蒸腾。

老何是这里最早的摊主,1993年来到这里,摆了24年,小何成了老何。

铁打的城池流水的摊位,最早和老何一起摆摊的人风流云散。攒够了钱的人都走了,有的开了家小店,有的回老家盖房子养老。旁边卖炒面的资格算老,也比老何晚了七年。

宵夜竞争激烈,对面一对母子,是主要竞争对手,竞品同质化,卤菜和饺子。

年前,老何看到人经过,就会扯着嗓门喊到他这边来买。两家关系复杂,经常因为拉客的事吵闹。

如今老何不拉客了,看到有人去对面买东西也不说什么,笑笑,时不时还寒暄几句,问候一下生意。他从站着寻找客人,到如今,坐在椅子上和旁边炒面摊的老板聊天。

“两个儿子现在不用找家里要钱了。”

老何日复一日的眉头舒展开来,哪怕背后没有一桌客人,他也一脸平静。

当年,老何晚上六点出摊,远远看见城管,推着车飞奔;现在跑不动了,干脆十点多钟后才出摊。

年轻时想过开店,现在不想了,出摊成了最稳的生意,没风险,了不起被收车,也只千把块的损失,“哪像开店,20万说没就没的咧。”

路边摊的老板,很多跟老何一样,从没有养老金的婆婆,到二十多岁没正式工作的小伙子,有如漂萍,却逃不开生活的万有引力,终于就这样尘埃落定。

这条不短不长的南京路,零零碎碎十几家路边摊,即便没有空调,也是人头攒动。

光线的中心,始终都是摊位上的老板们。而食客们或者沉默不语,或者高谈阔论,都包裹在这片昏暗里。

这让人吃起来很有安全感,不像一家明亮的店,有人走进来,每一个坐在里面的人都会被瞟一遍。

烧烤摊的老板小赵24岁,初中毕业后,混过,做过搬运工,给小店打过杂,漂泊五年。从河南去到广东,又从广东来到武汉,租一间单间。学了烧烤手艺后,自己做了一个推车,挥师南京路,加入和城管赛跑的大军。

借着手推车的微光,他看到太多昏暗里蜷缩的灵魂:喝闷酒喝到睡在桌上叫不醒的,吃东西吃一半开始笑的,痛哭一晚上的。

上个月有个姑娘来到小赵这,点了十串肉,坐那一个人看手机,看着看着就哭了,哭得狰狞,旁边没人注意到她,只有小赵走过去。

姑娘大学毕业,放弃家乡的工作留在武汉,又因为在武汉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男朋友分手了。

小赵没什么文化,讲不了啥话,把姑娘面前冷掉的十串肉拿到炉子上热了热,留下一句:“生活还是要过,人还是要活,不能死吧?”

车流汹涌,灯影迷离,失恋失业失意的人在小摊上放空喘息哭泣呐喊,辗转悱恻,不如干脆与夜色相伴,不被人注意的笑与哭,任凭自言自语的嘟囔被嘈杂声湮没。

或许,他们能找到机会,让回忆和眼前这十串肉一起冷掉,然后明天继续火热开始。

路边摊是用地道的武汉方式,合理地浪费时间。

他们围着一个小方桌,抽着烟喝着酒,肆无忌惮的笑骂。纯粹的汉骂和弯管子的普通话夹杂着,除了抱怨的,还有吹牛逼的,讨论国家大事的。也有一直沉默不语相互对望的。在这里没有人谈论正经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大声地诉说着。

“这就是老武汉的方式,吹牛逼说胡话。”

走过街头,沥青路上泛起一层淡淡的油渍,脚略微打滑,人行路上的青砖生出泥巴般的黑茧,电线杆、房子的墙壁上被烟熏得更加斑驳。水沟的污水里漂着一层浮油和白色垃圾。

漂流的路边摊,总是和城市的优雅过不去。昨夜的失态,在黎明到来前都来不及拾掇。不能硬说,那一脚油腻,就是我们期待的市井,或者风景——毕竟,生活在前进。

但是,就像当年码头为这座城市的底层预留了生存空间一样,路边摊包容的,是城市夜晚那些无可归依的灵魂。

贫穷或富有,粗粝或精致,都在武汉这座城市找到归属,这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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