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深夜的路边摊，给灵魂加一把孜然。-汉派网

某种意义上，在武汉，路边摊算一种“可以吃的路牌”。

约在南京路碰头，不说“南京路”，而是“我们热卤摊子那碰头”。那是南京路和鄱阳街的十字路口，从93年起就有人在那摆摊。坐标精准唯一，彼此心照不宣。

但某种意义上，路边摊又是城市里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城市漂流的部分，却从来不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某一个板块。

当气温从白天的40度，被晚风吹到32度，约了朋友“热卤摊子见”。不干不净的食材佐料在嘴里回荡，冒着回去拉肚子的风险去赌上一把香味。

路边摊是魅惑的。

老何右手拿着铁夹，摆弄着锅里的猪尾、猪蹄，时不时打开旁边的锅盖，看看正在煎的锅贴饺子，拿起钻了眼的雪碧瓶，往里喷点水，“呲”的一声，香气蒸腾。

老何是这里最早的摊主，1993年来到这里，摆了24年，小何成了老何。

铁打的城池流水的摊位，最早和老何一起摆摊的人风流云散。攒够了钱的人都走了，有的开了家小店，有的回老家盖房子养老。旁边卖炒面的资格算老，也比老何晚了七年。

宵夜竞争激烈，对面一对母子，是主要竞争对手，竞品同质化，卤菜和饺子。

年前，老何看到人经过，就会扯着嗓门喊到他这边来买。两家关系复杂，经常因为拉客的事吵闹。

如今老何不拉客了，看到有人去对面买东西也不说什么，笑笑，时不时还寒暄几句，问候一下生意。他从站着寻找客人，到如今，坐在椅子上和旁边炒面摊的老板聊天。

“两个儿子现在不用找家里要钱了。”

老何日复一日的眉头舒展开来，哪怕背后没有一桌客人，他也一脸平静。

当年，老何晚上六点出摊，远远看见城管，推着车飞奔；现在跑不动了，干脆十点多钟后才出摊。

年轻时想过开店，现在不想了，出摊成了最稳的生意，没风险，了不起被收车，也只千把块的损失，“哪像开店，20万说没就没的咧。”

路边摊的老板，很多跟老何一样，从没有养老金的婆婆，到二十多岁没正式工作的小伙子，有如漂萍，却逃不开生活的万有引力，终于就这样尘埃落定。

这条不短不长的南京路，零零碎碎十几家路边摊，即便没有空调，也是人头攒动。

光线的中心，始终都是摊位上的老板们。而食客们或者沉默不语，或者高谈阔论，都包裹在这片昏暗里。

这让人吃起来很有安全感，不像一家明亮的店，有人走进来，每一个坐在里面的人都会被瞟一遍。

烧烤摊的老板小赵24岁，初中毕业后，混过，做过搬运工，给小店打过杂，漂泊五年。从河南去到广东，又从广东来到武汉，租一间单间。学了烧烤手艺后，自己做了一个推车，挥师南京路，加入和城管赛跑的大军。

借着手推车的微光，他看到太多昏暗里蜷缩的灵魂：喝闷酒喝到睡在桌上叫不醒的，吃东西吃一半开始笑的，痛哭一晚上的。

上个月有个姑娘来到小赵这，点了十串肉，坐那一个人看手机，看着看着就哭了，哭得狰狞，旁边没人注意到她，只有小赵走过去。

姑娘大学毕业，放弃家乡的工作留在武汉，又因为在武汉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男朋友分手了。

小赵没什么文化，讲不了啥话，把姑娘面前冷掉的十串肉拿到炉子上热了热，留下一句：“生活还是要过，人还是要活，不能死吧？”

车流汹涌，灯影迷离，失恋失业失意的人在小摊上放空喘息哭泣呐喊，辗转悱恻，不如干脆与夜色相伴，不被人注意的笑与哭，任凭自言自语的嘟囔被嘈杂声湮没。

或许，他们能找到机会，让回忆和眼前这十串肉一起冷掉，然后明天继续火热开始。

路边摊是用地道的武汉方式，合理地浪费时间。

他们围着一个小方桌，抽着烟喝着酒，肆无忌惮的笑骂。纯粹的汉骂和弯管子的普通话夹杂着，除了抱怨的，还有吹牛逼的，讨论国家大事的。也有一直沉默不语相互对望的。在这里没有人谈论正经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大声地诉说着。

“这就是老武汉的方式，吹牛逼说胡话。”

走过街头，沥青路上泛起一层淡淡的油渍，脚略微打滑，人行路上的青砖生出泥巴般的黑茧，电线杆、房子的墙壁上被烟熏得更加斑驳。水沟的污水里漂着一层浮油和白色垃圾。

漂流的路边摊，总是和城市的优雅过不去。昨夜的失态，在黎明到来前都来不及拾掇。不能硬说，那一脚油腻，就是我们期待的市井，或者风景——毕竟，生活在前进。

但是，就像当年码头为这座城市的底层预留了生存空间一样，路边摊包容的，是城市夜晚那些无可归依的灵魂。

贫穷或富有，粗粝或精致，都在武汉这座城市找到归属，这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在武汉深夜的路边摊，给灵魂加一把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