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三不争”原则，他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

中国很少有城市，会给予一个人“城市之父”的美名，而清末名臣张之洞就做到了。

说起张之洞，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由他主导发起的那场失败的“洋务运动”。但事实上，“洋务运动”对后来中华民族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之洞曾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说明他对武汉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之洞画像  资料图片

张之洞对武汉的影响，岂止是造枪炮、建钢厂、修铁路，还有更重要的三件事。一是重视纺织工业。武汉从“东方芝加哥”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为人口超级城市，这是张之洞独到的眼光。二是兴办教育。张之洞花了很大心血建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今日武汉各大高校前身。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底子”都是张之洞打的。你很难在中国找到第二个城市，这里的大学会把源头追溯到同一个人，给同一个人建这么多塑像或纪念馆。三是汉口治水。汉口工商业兴起之后，每年都有水患，张之洞修了堤坝挡住水患，汉口就从沿江逐步扩展，才有了沿江大道、解放大道。之后又基于道路把城市空间格局“打开”，汉口扩大了几十倍，才成为“大汉口”。大武汉的形成，与张之洞的前瞻布局关系很大。

1889年，张之洞抵达武昌，开始了他19年的湖广总督之旅，武汉的命运自此改变。张之洞对武汉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张之洞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湖广开始了救国之路，一系列举措逐渐推行开来。1890年，张之洞在武汉建立了汉阳铁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就连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钢铁企业诞生在汉阳。

 

在抗战剧中，有一个武器名字频频出现，那就是“汉阳造”。说到这个武器，就得提到汉口的汉阳兵工厂，这是我国第一家制枪兵工厂，是完全凭借中国人自己的智慧造出的兵器。有了这里生产的武器进行武装，才有了后来战争里中国人反抗的枪声。“汉阳造”见证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每当提起“汉阳造”，都会回想起它的创造者张之洞。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政府提出了修铁路干线的建议，提出了关于卢汉铁路的规划。清政府每年拨款200万两银子以备修路之用，但清政府只拨了一年就没钱了。张之洞非常清楚铁路对于大清朝的重要性，他找到比利时商人，与他们谈成了铁路修造合作。比利时方虽然同意借款，但需要用铁路主权作为抵押。清政府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年息5厘，9折付款，期限30年）， 筑路工程由比利时公司派人监造，所需材料除汉阳兵工厂可以供应外，其余都归比利时公司承办，并享受免税待遇，并且在借款期限30年间，一切行车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 

1906年4月1日，连接北京与汉口全长1214.49公里的卢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后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商人们通过汉口把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农产品迅速运往全国各地。这条铁路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全国商业发展，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武汉逐渐发展成为“九省通衢（qú）之城”。

在文化上，他创建了湖北图书馆、湖北舆图总局等文化设施，以及《湖北学报》、《湖北商务报》等专业性报刊。在教育上，他广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提倡女子上学，在武汉兴起了浓郁的学习之风。

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年轻人，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1902年，张之洞与好友两江总督刘坤在南京建立三江师范学堂，这就是后来亚洲第一高校南京大学的前身。张之洞提出以自强为目标的人才观，创办新式学堂、改革教学理念、倡导留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度、厘定新学制，培养了一大批在后世发光发热的人才。

随着各地兴办现代化军事和现代企业，京畿之外的一些省份变得财大气粗。譬如，像湖北武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陆城市，在张之洞的调教下，成为超过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城市，被时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而张之洞这个本不起眼的湖广总督也成为继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之后的第三大总督。

这足以说明，发生在武汉的辛亥革命为什么与近代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同：它不是由一个统一领导的力量推翻旧政权，而是革命枪声在武汉擦枪走火般地打响，然后各省纷纷独立而完成的。

▲武汉大学校内张之洞雕像，在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北侧  资料图片

有句话说得很好：在武汉，很可能你毕业的学校、走过的路，看过的图书，都和张之洞有关。城市之父，他当之无愧！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

张之洞出生于一个传统官宦之家，具有“探花”文凭和头衔。他前期在满清政府的中央工作，类似于执掌舆论的官员（“清流”），也有主持地方教育、考试的工作经验。后来，被先后调入山西、两广、湖广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去世前两年进入清政府中央权力中心，官场生涯达到顶峰。他与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不同，后者是靠军事能力、军事才干起家，张之洞则主要靠一张试卷进入清政府的官僚队伍中，他所代表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进阶的正常路径。 

张之洞的崛起，与当时的背景有关。老一辈像曾国藩等人已相继去世，刘坤一已属暮年。为了制衡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北洋势力，满清最高统治者起用张之洞。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李鸿章的失势成为必然，给张之洞提供了政治攀升的机会。而且，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他的兴趣不仅限于物质实力的增强，而且始终投入极大热情、掌握舆论和意识形态。他既想作为地方官员的表率，又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领袖。 

按照当时的表述方式，对这一双重身份准确的界定是“儒臣”。“儒臣”可拆分为“儒”和“臣”两种不同角色，前者表明张之洞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他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坚定维护者、领头人，而“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声望又反过来强化了前者的角色。“儒臣”与“高官”的双重身份使他对满清朝廷具有更大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劝学篇》、东南互保、废除科举以及清末新政、立宪改革等重大事件中。

早期社会的上述经历，构成了张之洞习性的关键因素。第一，他信奉圣人之学，践行君子之道。举贤不避亲，但“亲”要以“贤”为前提。这是张之洞在他父亲张瑛和老师胡林翼那里学到的最宝贵东西。第二，他重视功名，认为学术和教育是增长中国人见识的必经之路，只有知识和智慧才能使中国摆脱厄运。第三，他处理问题不以迅速见长，而是在了解和掌握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和决定。 

张之洞真实的内心世界怎样不得而知，但其整个官场生涯中恪守为自己厘定的不与人争名、争利、争（闲）气的三个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处理问题的方式迂回曲折、周全、审慎。晚年张之洞又自取别号“抱冰老人”，具有类似意义。这个别号是取自宋代陶谷的《清异录·官志》：当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事也。”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官场生涯浓缩式的体悟：官场如此复杂，无论运用什么样的心智、谋略，事情终究难以做成。具有类似心境的还有梁启超，他把自己的居处叫作“饮冰室”，而把自己称为“饮冰室主人”，都是以“冰”这种水的结晶物隐喻自己的某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