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不唱的湖北评书 用湖北方言讲故事

    “一方案、一靠椅、一醒木、一折扇，一人可撑一台戏。”说得就是湖北评书。
湖北评书是湖北地区兴起的一种曲艺形式，主要流传于武汉、沙市、荆州、宜昌、孝感等地。明代崇祯十六年（1643），平贼将军左良玉驻兵武昌，招江南说书大家柳敬亭为幕客，在军中说书。南派说书艺人将柳敬亭视作行业祖师，尊为“柳祖”，湖北评书即是在柳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清代道光末年以来，湖北先后出现了“童、王、教、夏评书四杆旗”、“书坛五虎将”等一批评书表演艺术家，并产生了以容宗圣、陈树棠和江云卿为代表的三大流派。

北评书由一人表演，只说不唱，以一块木头为道具，情节每到关键时刻，猛击一下醒木，听众为之一振。代表曲目有《王莽忠孝图》《八门斗智》》《芒种喂马》《挂牌成亲》等。

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为了解决汉口连年遭受湖水患问题，从汉口到硚口至马王庙（今民权路黄陂街口附近）修筑一道长堤（又名袁公堤，即今长堤街）。堤成以后，居民激增，市面日趋繁荣，此时便出现了民间艺人挂牌行艺，为市民说书，由此可算开端发源云云。
明代崇祯十六年（1643年），平贼将军左良玉驻兵武昌，招江南说书大家柳敬亭为幕客，在军中说书。南派说书艺人将柳敬亭视作行业祖师，尊为“柳祖”，湖北评书即是在柳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清代道光末年（1848年），山东籍说唱艺人丁海洲（丁铁板）由河南来汉，用北方语音讲唱中长篇书传，敲击半月形钢镰和堂鼓伴奏，群众称之为“打鼓京腔”。丁海洲因为营业尚好，收入稳定，遂定居汉口，并授徒杨云山（杨麻子）、何星陔（何老九）。以后，湖北房县籍艺人龚柏庭（鬼打向）也从河南来汉口行艺，他带来了长篇书目《天宝图》《五女兴唐》《八窍珠》等。龚柏庭与丁海洲在业务上有所竞争。龚利用自己原是湖北籍的条件，慢慢改口用汉口语音表演，倍受欢迎。于是丁海洲的徒弟杨云山、何星陔因原本是汉口人，也用汉口语音表演，不受老师语音局限。这样一来，“打鼓京腔”逐渐“鄂化”，形成了以后的北路子鼓书。
到了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汉口出现了著名说书艺人任春山、顾轩南。他们以“说”见长，逐渐向只“说”不“唱”的评书方向发展。顾轩南授徒刘维舟（老猴子），任春山授徒夏秀峰。他们的艺术成就较高。从丁海洲、龚柏庭到杨云山、顾轩南、任春山再到刘维舟、夏秀峰师徒三代为汉口的湖北评书的发展与流派的形成奠定了扎实基础。

湖北评书由一人表演，只说不唱，以一块木头为道具，情节每到关键时刻，猛击一下醒木，听众为之一振。表演者表现人物对话多使用通俗的民间口语，描叙景物则常采用雅致的骈体。
湖北评书善于借助手势、身段、口技等动感表演和桌子、扇子、醒木、手帕等道具模拟书中的各色人物，渲染气氛。
湖北评书作品中巧用口语体，一是喜用武汉人口头常说的方言词，二是妙用具有武汉方言特色的拟声词。妙用具有武汉方言特色的拟声词，描摹功能突出，将拟声词与武汉方音相结合，使其语言具体化、形象化。何祚欢湖北评书将书卷体词和口语体词交叉运用，使其评书语言具有浓厚的文学特色，形成其评书言语形式的新奇美，表达结构的变异美。

湖北评书秉承着评书的一贯传统，但语言却有地方特色，全用湖北方言讲故事，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主要以汉口的武汉话来说书，形成一个独立的说书种类，成于明代盛于清代及至民国时期，至今已三百来年。其语言幽默酣畅，描绘景物时常用精致骈体，文气十足，叙述对话时则用生动口语，二者辉映成趣，雅俗共赏。
湖北评书《三侠闹京都》▼

湖北评书的书目十分丰富，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按小说底本讲述的“底子书”和在“底子书”基础上发展加工而成的“雪夹雪”，《列国》、《三国》、《水浒》、《隋唐》、《英烈传》、《三侠八义十二雄》、《奇女报国》等作品属于此类；另一类被称为“路子书”，《王莽忠孝图》、《八门斗智》等作品属于此类。

早期著名的民间艺人童雪松、王丹普、刘维舟、夏秀峰被称为湖北评书的“四杆旗“，孝感何玉山、天门蒋春山、应城徐振山被称为湖北评书的“三大山”，后来又出现了以荣忠圣、陈树堂、江云卿为代表的荣、陈、江三大流派。李少霆吸取三派之长，声名远扬，沈邦寿则善于营造舞台效果，深受欢迎。

当代把湖北评书推向新水平、新阶段的首推武汉市说唱团的何祚欢。他是六十年代初从市第四业余中学教师岗位转入说书行列的，师承李少霆，继承了容、陈、江三大流派的长处，并广泛吸收了各地评书评话、现代文学和姊妹艺术的创作思维和表演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开合自如、豪放细腻、功架优美、口技逼真、风趣幽默的艺术风格。他的说书，显著地提高了湖北说书的文化品格，不仅赢得湖北各地广大听众，在全国说书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中国曲协湖北分会等单位先后举办了四届“百花书会”，每届都有说书人献艺，显示出湖北评书的生机。正如何祚欢所说：“不管什么时候，愿意听故事的人总有，有人说故事就会有评书，就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