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5,这样的武大你可曾见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大学校园里风起云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1946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流亡办学。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宏阔背景下,武汉大学师生以超迈、坚韧的精神书写了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篇章,留下了一所大学永不磨灭的文化抗战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大学师生群情激愤,民族危难之际,吾辈更当自强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致电当局并游行请愿,表达抗日诉求;开展国难演讲,进行抗战宣传;开展捐献劳军活动;收容大批战区同学;实施战时教育和军事管理;为局部抗战之中国提供各种服务。

1. 宣传发动

武汉大学师生深入开展对日研究,并走上街头进行鼓动宣传和培训等工作。

1937年军事委员会战利品巡回展览团编印抗战宣传大纲

国立武汉大学1936年编印讲义《国家总动员》

2. 国难演讲

武大教授自1931年12月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时间开展国难演讲,各学科教授发挥专业优势,探讨抗战救亡方略。据不完全统计,1931-1937年间,国立武汉大学举办国难演讲近200余场

王世杰的《国际联盟》,苏益信的《南满铁路》,李剑农的《二十年来日本与中国内乱》,时昭瀛的《东三省之国际关系》,王星拱的《工业与战争》,杨端六的《建设的意义》《进步的意义》《战时经济的特征》,邵逸周的《国防军需的准备》,吴其昌的《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开国的士风与亡国的士风》《历史上国难的教训》,查谦的《国耻与我们的责任》《国防与科学》,周鲠生的《外交与国防》《欧洲政局与远东之和平》《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外点》,韦润珊的《从地理观点上谈东北三省》《作战与天时》,邬保良的《战争毒气与个人防御》,叶峤的《毒气作战与团体防御》,余炽昌的《为适应战时的运输,铁路上应有的准备》,胡稼胎的《战争哲学观》等演讲,从不同角度分析国情与战争,呼吁师生做好充分准备,挽救民族危亡

 

▲国难演讲所在地

 

“我们此后要既不媚外,又不昧外;既不软弱,又不糊涂,那末,就只有赶紧让大家多知道国际间的情势。一个人,在黑暗中走路,就令他是很勇敢的,他的直觉仍然会使他怯懦。如果他能够看清前途的一切,那末,就令他不是一个勇者,他的怯懦也可以减少。所以光明是勇敢的条件。这就是本校举行这个国难演讲的意义。”

——时任校长王世杰于1931年12月7日在总理

念周上作题为《国难演讲的意义》的演讲

3. 救亡运动

1931年9月26日,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代表致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呼吁“研究巩固东省国防办法”、“对日经济绝交”。1931年10月2日,武汉大学全体学生集会,成立“武大抗日救国会”。1931年12月6日,武大学生代表150人组成的抗日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蒋介石、陈立夫、陈布雷等同学生见面。1931年12月29日,武大教职员建立的“东省事件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要求增兵死守锦州,罢免外长顾维钧。1932年4月5日,王星拱、邵逸周、周鲠生等在学校接待国联调查团,并有教授代表递交书面材料陈情。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国立武汉大学学生

组成“抗日铁血团”北上,走向抗战最前沿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国立武汉大学学生群情激昂,他们抱定杀身成仁、尽忠报国的信念,组成“抗日铁血团”北上,走向抗战最前沿。

▲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章程

1935年12月,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成立“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和“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1937年2月,武汉大学8名进步学生集会,成立中共党组织——武汉临时支部。1937年3月15日,武大学生正式施行军事管理并参加军训。

▲1933年5月20日,国立武汉大学青年义勇军第一期训练完成时摄影纪念

 

4. 捐献劳军

武大师生踊跃捐款捐物,援助并慰问抗战将士。1932年3月,袁昌英致函胡适:“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我们做女子的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我们最近又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1937年8月24日,苏雪林到大公报馆将长期积蓄的金条五十一两请报馆代献国家,作抗敌之用,当时的报刊杂志多有宣传。1937年10月3,武大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分三组赴武汉三镇,慰劳伤兵。凌叔华、苏雪林等参加。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第四版

本校抗日救国会女子部为募捐制衣援马启事

 

《国闻周报》刊载“以值六千余元之赤金献给政府之苏雪林女士”大幅照片

《大公报》等介绍苏雪林爱国忘身之事迹

 

         

▲凌叔华所撰的《慰劳汉阳伤兵》一文分别登载在

当时的《国闻周报》和《抗战半月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逐渐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昌东厂口武汉大学旧址正式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与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

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

工作人员及若干在汉文化界人士在珞珈山合影

 

▲1938年1月,《战时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的周恩来1937年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的演讲词——《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决定召开国民参政会,还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战。随后,蒋介石又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开办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前身)。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立武汉大学前任校长王世杰在1938年3月29日和4月1日的日记中对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记述

 

1937-1938年间,蒋介石、汪精卫、陈果夫、陈立夫、冯玉祥、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周恩来、陈独秀、董必武、博古、王明、陆定一、沈钧儒、王世杰、罗家伦、陶希圣、郭沫若、萧军、冼星海等众多军政要员文化名人,均曾来武汉大学演讲从事与抗战有关的其他活动。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于立群等先后寓居珞珈山。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居所前

与来访的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

▲1938年夏,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大操场作抗战演讲时

给武大学生的签名

 

武汉大学西迁之后,珞珈山校园被借作军用,成为武汉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国共两党要员在珞珈山上比邻而居,精诚合作,共赴国难,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华章。

 

 

1937年7月,日寇侵凌华夏,国土节节沦陷。为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增强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各地高校都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向内陆迁移运动。武汉大学于1938年2月21日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决定西迁至四川乐山(古称嘉定,又名嘉州)。国立武汉大学迁校方案获准后,1938年2月26日,第323次校务会议议决,“推杨端六、方壮猷、刘廼诚、曾瑊益、郭霖、叶雅各诸先生组织迁校委员会,并请杨端六先生为委员长”。

 

1938年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22次校务会议

议决:“呈商教育部四年级学生留校上课,一、二、三年级

学生暂迁嘉定,并于暑假后酌量情形,再行商迁贵阳”

3月,邵逸周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加入迁校委员会,为当然委员。会后,杨端六与邵逸周立即先期付蓉转往乐山,勘定城内外的文庙、龙神祠、三清宫、李公祠、火神庙、乐山县财委会、三育中学、进德女校、观斗山、露济寺等处为校舍。经校务会议议决,迁川部分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校名由机械系主任郭霖教授手书,校牌悬于文庙总部门前。

1938年4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先期抵达乐山的师生们在这些简陋的校舍里正式开学上课。1938年7月,在留珞珈山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本部所剩最后一批教职员挥泪告别珞珈,在王星拱校长率领下奔赴乐山,仅留下数人看管校产。随后,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1938-1946年的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共设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及15个学系。学校本部及文学院、法学院、图书馆、大礼堂等均设在乐山文庙,时称“第一校舍”,工学院与实习工厂设在高西门外的三育学校,时称“第二校舍”,理学院设在高西门外的李公祠,时称“第三校舍”,教职员工及学生宿舍分散在乐山城内各处。武汉大学的到来,将乐山这座位于西部边陲的偏远小城,迅速变成了一座大学城

 

乐山时期,也是武大师生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一心向学、励精图治的时期。在乐山的艰窘困厄并没有摧垮武大师生的意志,他们不畏艰辛,发奋图强,使得武汉大学非但未因战事而停止发展,反而名师云集,英才辈出。抗战期间,国立武汉大学(乐山)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国立浙江大学(遵义)并称为“四大名校”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乐山8年,武汉大学师生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谱写了一曲爱国赞歌。

1939年8月19日,日寇空袭乐山,顷刻之间,城内一片火海,七千余名无辜百姓丧生,整个乐山城毁掉三分之二。武大学子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敌机尚未飞走,就迅速组织救护队,奋不顾身地参与抢救工作。目睹此景,当时在武大中文系任教的叶圣陶含泪赞叹:教育奏效,青年有为,舍己为群,何事不成!

▲文谈社部分成员合影

▲海燕社部分成员合影

当时的乐山,许多进步学生社团犹如雨后春笋,利用各种途径广泛开展革命工作。党员师生带头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深入城镇、乡村宣传抗日。当时影响较大的社团主要有文谈社、海燕社、抗战问题研究会等。很多社团以出版刊物和壁报为主要活动方式,还成立了壁报联合会。

▲1943年经学校训导处审阅通过的壁报原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41-1944年,武汉大学共有154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他们在抗战的最前线与日军战斗,许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抗战胜利后,他们中仅有45人返校复学,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抗战后期,在学校保留学籍后毅然从军、

参加抗战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名单

(共154人)

1942年应征译员学生名单

 

▲1942年国立武汉大学学生积极应征史迪威译员

 

国立武汉大学师生还积极推进当地科技发展,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直接服务和造福社会,为增强持久抗战实力做贡献。国立武汉大学师生研制的防毒面具、手榴弹等军用物资,一批批运往抗战前线。

▲1944年为战时提供机械制造服务的

国立武汉大学民生工厂

 

当时乐山流行“疤病”,有人甚至病重而亡。化学系学生彭少逸(后为中科院院士)、涂主珍等人得知马前子应用在治疗中效果显著,便加以提炼,制成药品,帮助乐山人民战胜了这种因钡中毒而造成的顽疾。

▲治疗“疤病”的化学系学生涂主珍

及其1943年的毕业论文——

《从中国马钱子中分离马前子碱》

武大师生还为四川乐西公路局设计了大渡河上专用的汽车渡船;在岷江上搭建浮桥,测量了乐山大佛的身高;每年为地方大力培训会计、机械、冶金方面的技术人才等等。

▲武大学生在岷江上搭建的浮桥

从1942年开始,武汉大学连年举办科学展览会,全面展示了武汉大学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展览的内容许多与当地自然实际的紧密结合,如矿产、植物等方面。展览现场,由师生向观众解答疑难,并当场表演各项仪器的运用方法。

▲武大学生在科学展览会上演示提卤制盐

1946年10月,武汉大学师生终于以胜利凯旋的姿态重回珞珈山。1947年,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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